英文原文来源："Defoe, Daniel." Gale Contextual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vol. 2, Gale, 2009, pp. 459-463.

丹尼尔·笛福被称为小说和现代新闻业之父。在他的小说中，笛福将心灵传记、寓言以及所谓的“游荡传记”与文体技巧结合在一起，这些技巧包括对话、场景、象征符号、人物刻画以及最为重要的讽刺，这些构成了最早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这种组合下，笛福的小说在人数不断增多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大受欢迎。在新闻界，他开创了头条新闻、调查报道、问答栏目和闲话栏目、读者来信、人情故事特写、背景文章和外国新闻分析。
 

笛福作品的个人和历史背景

迫害、瘟疫和大火。笛福出生于1660年，是伦敦中心城区以北圣吉尔斯-克里波门教区的詹姆斯和爱丽丝·笛福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1660年也是英国王政复辟的那年。国王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处决，英国君主制被废除。英国国王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首脑，因此处决查理一世有着其宗教意义。英国由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代表政府统治，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笛福的父母是长老会教徒及克伦威尔的支持者。因此保皇党（查理二世的支持者）的回归对于他们及与他们有着相同信仰的其他人而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们不遵从或反对现有的英国国教。保皇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异议者的惩罚性法律，和克伦威尔时期清教徒对圣公会教徒的所作所为相似。因此丹尼尔·笛福从很小的时候就因他的信仰遭受到很多的排斥和歧视。

对笛福的青年时代人们所知甚少，但他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665年大瘟疫的影响，瘟疫在高峰时一周就能让一千名伦敦人丧命，还有1666年的伦敦大火，虽然阻断了瘟疫但却摧毁了整个城市。笛福后来书写了这场瘟疫，但他是否真的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仍存疑。但大火无疑更近距离地触动了笛福，因为它将伦敦从木制的城市转变为了砖头和石块重建而成的现代都市。

一位学者和商人
在他十六岁时，笛福在北伦敦纽因顿格林一所由查尔斯·莫顿牧师开办的学院中上学。作为异议者，笛福家族的成员被禁止在牛津或剑桥的顶尖大学上学。在莫顿的学院，笛福对科学产生了持久的热爱。他也培养出一种能力，写作时，按他自己的话说，不仅思路清晰而且“精气十足”。

在这里上了三年学后，他开始涉足商界。在他的一生中，笛福时不时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从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销售长袜、投机土地、探险、搞发明、从欧洲大陆和新大陆进口货物、运营砖瓦工厂。他有时成功，有时粗心大意，常常不太走运。到1703年，他的生意导致他遭受了几次起诉，两次被判坐牢，两次破产。

他在1684年娶了一位成功商人的女儿玛丽·塔夫利。他们应该生了七个孩子（但一些文献认为玛丽生了至少八个孩子），但人们对玛丽以及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所知甚少。

政治和阴谋
在17世纪80到90年代，笛福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商贸和政治参与。他多地的生意和投资项目最终在1692年全部破产，仅为他留下一万七千英镑的巨额欠款。在此之前他已经两次因欠债而坐牢，破产后他在伦敦的白衣修士区躲债，这个地方以前是一座修道院，后来成为了拘捕令无法到达的庇护所。他在这里混迹于窃贼和妓女之间，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他小说中的角色。

他在16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计划论》（Essay upon Projects），四年后因他的长诗《地道的英国人》（The True-Born Englishman）而扬名，在作品中他努力对抗英国人日趋高涨的排外或仇恨外国人的心态。这首诗讽刺了他的英国同胞们的偏见，将英国人称为杂种种族，一天的销量就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所有其他诗歌作品。正是在这个时间前后，丹尼尔·笛福开始称自己为笛福。

在1702年出版的《铲除新教徒的捷径》（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一书中，笛福匿名写下了那些希望进一步限制新教徒权力的人的心声，故意夸大他们的立场，让他们显得荒唐可笑。不幸的是，笛福的讽刺被极大地误解了。争议的双方都对他报以鄙视，他被指控煽动诽谤，意图挑起针对政府的叛乱。他再一次被捕，被迫连续三天带着枷锁，每天呆在伦敦的不同地方。当局认为这样的惩罚方式可能会让笛福这样顽固的作家死去。而笛福则尝试创作了另一首诗《立枷颂》（A Hymn to the Pillory）来缓和大众对他的情绪。这首诗在他被带上枷锁的当天发表，那些前来观看他受罚的人们向他投来的不是石块，而是鲜花。

笛福东躲西藏和坐牢的这段日子，他的生意变得一团糟，他不得不第二次宣布破产。因此，当一份为托利党工作的建议摆在他面前时，笛福欣然接受。只要他为天主教的君主制工作，他的刑期就可以缩短，将他巨大的宣传力量转为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批判国家。他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暗中监视他认识的不同政见者和其他反对政府统治的人。

为国务大臣罗伯特·哈利工作的报酬是一年两百英镑，笛福在1704年创办了《法国事务评论，及国内事务观察》（Review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 with Observations on Transactions at Home），并连续九年为该报撰稿。这份报纸宣扬哈利的观点——亲圣公会、反异议者、反对与外国人有瓜葛，这些显然没有给笛福造成困扰，他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写作。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发行该刊两到三期，直到1713年才停歇下来。在这段时期内，他播撒下现代新闻业的种子，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探讨当时的社会议题，内容包括诗歌、读者来信、问答专栏和本地事件日程。

《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笛福最为读者铭记的作品是他在1719年出版的《约克水手鲁滨逊的生活和惊奇冒险》（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York, Mariner），更为现代读者所知的书名是《鲁滨逊漂流记》。笛福一直在不断提高他的写作技能：观点、对话、人物和场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他第一次将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了漂流到加勒比海一座小岛上的一个男人的故事。他随后很快创作出《鲁滨逊的更远历险》（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年）和《鲁滨逊生活和奇遇的反思》（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20年）。

与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鲁滨逊漂流记》引发了人们对它的种种解读：对大英帝国的讽喻，对经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攻击，作者的又一部心灵传记，对笛福本人生活的、毫无掩饰的隐喻。但最重要的事实是，很多笛福同时代的英国人都读过这本小说。这是第一部在中产阶级及更低社会阶层中流行的作品，这些阶层中的人们能够认同鲁滨逊的历险。

《鲁滨逊漂流记》大获成功后，笛福看到他可以比以往创作诗歌和小册子赚到更多的钱。因此，他在1719-1724年之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1722-1724年
在1722年，笛福出版了《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以及《瘟疫年纪事》和《杰克上校》（Colonel Jack）。但他对这些成就并不满意，在这几部小说作品中间穿插了几部历史、社会和宗教题材的非小说作品。另一部传记小说《摩尔·弗兰德斯》是摩尔亲口向编辑讲述的故事，感到非常尴尬的编辑净化了她的语言。在这本书中，笛福将他东躲西藏和坐牢时遇到的罪犯和妓女写了进去。

英文原文来源："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ovels for Students, edited by Sara Constantakis, vol. 30, Gale, 2010, pp. 187-205.

《瘟疫年纪事》的故事以一个男人对1665年的回忆展开，这一年伦敦瘟疫肆虐，笛福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此发生。人们只知道讲述者的姓名缩写是H.F.，他在故事的最后签下了这个名字。这部作品有时候读起来很像一份详细的新闻报告，因此曾被评论家爱德华·瓦根内克特（Edward Wagenknecht）在其1943年对这部英语小说的研究《英国小说队列》（Cavalcade of the English Novel）中批评为“没有任何情节”。尽管缺乏正式的情节，但这部小说的结构围绕瘟疫从西部的教区向伦敦东区的扩散。（讲述者对伦敦的地理描述基于城市地方教区的划分。）讲述者利用教区定期发布的死亡名单——主要是死亡人数，来追踪瘟疫在伦敦的传播路线。在本书的一开始，讲述者就观察到1664年9月英国的第一例瘟疫病人。在德鲁里巷零星发现一例之后，讲述者评论了在圣吉尔斯教堂和圣安德鲁教堂附近教区众多病例的突然出现。

整个冬季，瘟疫死亡人数上下波动，但仍没有大面积的爆发。但讲述者看到那些仍记得上次瘟疫爆发的人们在恐惧中逃离这座城市，想要避免与伦敦人接触而被感染的可能性。H.F.自己考虑了是否要和他的哥哥一起，到贝德福德郡的家中和家人一起在那隔离起来。讲述者决定去留的想法很快发生了变化。尽管不是瘟疫，但讲述者生病后感觉他的决定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哥哥已经离开，因此他决心留在伦敦。

随着天气转暖，讲述者注意到瘟疫，或者他常常称之为的“瘟热”，开始出现在更多人的身上。但当时许多伦敦人仍然认为这场瘟疫还仅局限在偏远、贫穷、人口稠密的教区，城里的居民尝试为瘟疫找到宗教解释，讲述者在整部小说中也不断提出，这场瘟疫是否应被视为是上帝的惩罚或对人类的审判。H.F.继续追踪瘟疫逐渐蔓延的路径，不断引用各个教区的死亡名单。同时，讲述者还讲述了其他一些人经历的故事。他复述了人们是如何在他们的亲人身上发现感染的迹象——坏疽的斑点以及脖子和腹股沟的肿胀，恐慌和感染一样快速的传播着。

感染者以及死者的处置是讲述者特别关注的问题。他讲述了被感染的家庭是如何被封闭在他们的家中，不允许离开，以防止感染的扩散……他也指出，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被传染，仍然上街去工作，无意间传染了其他人。死者的处置是讲述者常常探讨的另一个话题。他讲述了收集和运送尸体的车辆，以及掩埋这些尸体的乱葬坑。对于这件事，他的语调是客观的，出于新闻工作者的好奇，总体上他称赞了市政官员及时收集死者尸体的努力，因为人们相信疾病能够通过接触尸体而传染。讲述者也对穷人们的处境表示了同情，因为为了不被饿死，他们被迫从事一些工作，例如处理尸体，这会为他们带来被感染的风险。

随着瘟疫蔓延到伦敦城中，讲述者看得到很多城市居民并没有什么准备，以为瘟疫会仅仅停留在城市的边缘。这是H.F.听说的、瘟疫造成伦敦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物资的缺乏使得人们不得不与他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无法在仍然健康的时候就自愿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故事进行到这里时正是初夏，瘟疫的死亡人数已经明显增加。H.F.详细描写了怀孕女性对瘟疫的恐惧之后，紧接着开始了一个长篇故事，有关三名决定离开伦敦的男子以及希望保护自己不被感染背后的悲惨遭遇。这几名男子都有名字和固定的职业，与短篇故事中没有名字的那些人物一样，他们代表了很多遭受了同样命运的人。他们分别是面包师傅约翰，他的兄弟修帆工托马斯，以及工匠理查德。他们三人合力并筹措资金冲出城市来到农村，避开传言已有瘟疫爆发的区域，想尽办法在被封锁的道路上前进，政府官员封锁这些道路是为了阻止城镇间的人员流动，从而切断疾病的传播。他们联合了另一队未被瘟疫感染的人，尝试通过逃离从而守卫他们的健康，最终建立起一个临时的营地，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周的时间。到九月底，这一队人最后一次迁移，抵达了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一起努力将其修缮成适宜居住。讲述者详细叙述了在营地附近小镇居民以及后来农舍附近邻居的谨慎帮助下，这三名男子和他们的同伴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尽管讲述者的作用主要是伦敦所发生事件的目击者，但读者在整部小说中也能够了解到H.F.自己的一些遭遇。他讨论了他如何在家自我隔离了一段时间，后来被任命为检查员（负责访问各家各户，决定房屋是否应该被封闭、里面的人是否应被隔离）……他仅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三个星期，而不是按要求的两个月。

到1665年秋天，讲述者看到疫情在伦敦城有所缓解。被瘟疫感染的人数变少，感染者的死亡率也降低了，讲述者评论说，瘟疫是否因自然原因而出现，或者它是否是某种形式的宗教审判降临到伦敦人身上。他断言，可以有一种情况将这两个论点合二为一。在疫情即将结束之时，讲述者总结了他的一些主要观察。他确信最好的医疗方法是躲避：离开伦敦，或者藏在远离瘟疫的地方。他批评了那些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不受感染的人，他们没有认真地保护自己。他也讨论了疫情对当地经济和外贸的影响。到1666年2月，讲述者写道，伦敦人“认为瘟热差不多结束了”。
 

宗教和灵性

宗教和灵性在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对讲述者个人而言也意义重大。他对灵性的个人感觉也通过他对自己内心想法的披露而揭示出来，他向《圣经》经文寻求帮助，决定是否留在伦敦还是和他哥哥及家人逃离这座城市，以及他哀叹死者不能体面下葬而是被抛尸在乱葬坑中。然而在故事中有着更广泛的宗教问题。在整部小说中，讲述者H.F.质疑这场瘟疫是否应当被视作是上帝对伦敦人的审判或惩罚。随着故事的推进，H.F.批评了一些人的行为，他们自我安慰，认为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行动将会决定他们是否会被感染，毫无顾忌地在城里游行，丝毫不担心被感染的风险。讲述者指出，如果他们远离危险，他们就可以守卫自己的安全。然而，尽管他批评了这些人，讲述者在决定他自己的行动时仍使用了同样的逻辑。他与他的哥哥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争执，坚称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他的健康和个人安全，但他担心失去他的生意和财产。他的哥哥试图说服他的说法是，既然“你将你的生命托付给他，你就应当相信上帝会决定你是否会失去你的生意“。然而，H.F.说，每次他决心要离开时，一些”意外或别的事情“就会阻止他这么做，他开始将这些事情理解为他应当留在伦敦的天启；他相信，如果他留在这儿，上帝将”能够在环绕（他）的死亡和危险中真正庇佑（他）“。

讲述者也提出了英国圣公会的政治问题，及其与异议者群体的裂隙。在描述了这两派之间的分裂后，H.F.看到两派的民众走到了一起，在几乎被荒废的教堂里一同祈祷，忘却了他们的差异。这些场景突出了笛福对灵性能够实现统一的强调，以及他对教会采取的分化宗教管理方式的不赞同。尽管他拒绝反复讨论这一点，H.F.的确表达出他希望两派之间达成更高水平相互理解的愿望，同时也明白瘟疫流行期间搁置差异的做法在疫情结束后会立刻荡然无存。

最后，讲述者似乎得出了结论，瘟疫既是天降的，也有自然的原因和意义。H.F.解释说，因为上帝创造了自然且以某种方式操纵着它，瘟疫可以被视作是上帝的命令，但“按自然的方式传播“。上帝的仁慈或审判的执行正是通过瘟疫这样的自然原因。在小说的最后一页，H.F.将瘟疫中和瘟疫结束时的伦敦与”从法老的军队中被解救出来的以色列子民“相比较，”他们唱着上帝的赞歌，但很快忘记他所做的事情“。通过引用《旧约》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讲述者表达了他的信仰，即尽管瘟疫的幸存者们可能认为自己逃过了上帝的审判，不过他们会忘记自己曾处在被审判和被惩罚的边缘，很快回到他们过去的样子和”形形色色的邪恶行为“中。
 

瘟疫的社会政治

笛福的小说并非完全是有关瘟疫的历史文献，它强调穷人的困境，提出瘟疫完全打乱了伦敦所有人的生活。许多评论家指出对许多伦敦市民而言，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一如往常，瘟疫主要局限在伦敦极度贫困和拥挤的教区。但对于这些教区，瘟疫的确是一个耗尽一切的问题，而笛福的关注点是描绘出穷人每天所面临的困窘状况的点滴细节。他特别着笔于他们的经济状况，指出为了避免被饿死，很多穷人不得不直面瘟疫的死亡威胁。为了养活他们的家人，他们常常从事最差的工作，例如从因瘟疫而死亡的人们的家里运出尸体并埋葬他们。讲述者也看到很多工人也因为瘟疫传播导致的工作机会减少而陷入贫困。

当地官员（市长、治安官、地方官员等）所作的努力，例如避免城市规模的饥荒、限制瘟疫的传播范围以及“预防暴民图谋不轨“等，都被讲述者看在眼里，有时但并不总是，成为他称赞的对象。讲述者特别赞扬了这座城市将食物分发给穷人并清理城市道路上因瘟疫而死亡的死者尸体的努力……讲述者强调了评估是否需要封闭房屋以及执行封闭政策的困难性。讲述者也看到瘟疫常常是由那些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的人传播的……

英文原文来源："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ovels for Students, edited by Sara Constantakis, vol. 30, Gale, 2010, pp. 187-205.

当《瘟疫年纪事》在1722年出版时，它被视为与近期在法国爆发的瘟疫有关，通常被当作是笛福反对伦敦可能被隔离的政治声明。Paula R. Backsheider在她1989年的传记《丹尼尔·笛福：他的一生》（Daniel Defoe: His Life）中提出，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将对1665年瘟疫的观察转化为减轻未来瘟疫传播和苦难的综合计划“。同时，它作为一份历史文献的准确性也被很多当时的读者所接受，正如J. R. Hammond在《笛福指南》（A Defoe Companion，1993年）中所写。作者提出因为笛福具备记者的职业技巧，”许多当时的读者都接受了这本书的表层价值在于它是对伦敦大瘟疫的亲眼见证“。Hammond继续指出，许多现代读者也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因为笛福是一位专业的”文学造伪者“。这一观察突出了有关笛福小说的主要关键争议之一。这部作品作为历史小说的地位为众人一致认可，但一些评论家着眼于其历史准确性、笛福对历史文献的使用，以及如何将这部作品与其他同时代瘟疫故事相比较，而另一些评论家则争论这部作品作为小说的成功与否。

在Maximillian E. Novak 1983年对笛福小说的研究（《笛福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神话和历史》 [Realism, Myth, and History in Defoe's Fiction]）中，Novak承认，虽然可能是有些“激进“的想法，但笛福的小说可以被视作是”关于1665年的历史或历史小说“以及”1722年英国政府的宣传“。无论站在哪个立场上，Novak都强调确定这部作品历史准确性的重要意义，需将《瘟疫年纪事》与当时的其他文献，例如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的《日记》（Diary）相比较。他的结论是，尽管笛福未能准确地呈现瘟疫对整个国家以及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影响，但笛福利用了他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找到的医疗细节，并展现了瘟疫年伦敦穷人的状况。同样，Backsheider也在笛福的作品和皮普斯的作品中观察到这种差异，她另外增加了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的作品和来自《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的信息，都与笛福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场景。但Backsheider仍称赞了笛福讲述“另一段历史”的兴趣和能力，也就是他对异议者行为的讲述和称赞、他对瘟疫期间执行的隔离政策的报告……而且，Backsheider评价了笛福作为小说家的写作技巧，特别是他创作了一部”充满优美节奏“小说的成就。

尽管Backsheider和Novak都指出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与历史文献存在差异，Everett Zimmerman在1975年的著作《笛福与小说》（Defoe and the Novel）中认为这部作品“几乎一丝不苟地遵照历史文献资料“。Zimmerman随后称赞了笛福对讲述者H.F.的运用，认为正是讲述者个人的心灵历程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危机。讲述者在尝试理解他所目睹的恐怖传染病的过程中寻求心灵层面的指引，但他对他面前现实的观察却令他”无法用他的宗教假定完全接受它“。这种分歧在讲述者心里造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突感和焦虑，Zimmerman解释说。Zimmerman强调讲述者以及他内心的紧张感是这部作品被视作一部小说的重要因素。但其他评论家发现，讲述者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更多时候消失在他所观察的事件的背景中。例如，Novak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伦敦是整部作品的主要焦点，而笛福最关心的不是H.F.在瘟疫中幸存下来或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而是这座城市的幸存以及”留下来的穷人——人民的核心“。
 

Catherine Dominic

Catherine Dominic是一名小说家和自由作家及编辑。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瘟疫年纪事》中面包师傅、工匠和修帆工长篇故事的结构和相关性，及其与整部小说的关系。

在《瘟疫年纪事》一半的地方，讲述者引入了三名男子的故事，讲述者在他的评论中强调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故事中“良好的品德无处不在“，这几名男子以及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为，”如果这样的时刻再次到来，是所有贫穷男人的榜样，或者女人也应如此；如果将它记录下来没有其他用途的话，我想这正是一个最好的用途，无论我的讲述是否严格符合事实“。作为读者，我们接收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指示信息，如何去解读接下来的故事……尽管它可能和历史有偏差。这样的引言将这个故事与小说中其他篇幅较短的故事区分开来。讲述者提及的其他事件和故事，都没有对准确性做出声明或强调读者应掌握其特殊重要性的前言。从结构上，这三名男子的故事也与作品中其他的故事有所不同。讲述者记录了几次交流，主要是对话，通常发生在他自己和另一个人之间，但这样的对话非常的简短。只有在三名男子的故事中，讲述者才讲述了几个有名字的人的故事，讲述者自己没有和他们对话，这三人之间有长篇的谈话，故事包含不止一个场景或事件。因此三名男子的故事是故事中的故事，但它很少被这样看待，或没有完全被评论家们视为如此。理解笛福小说这一部分重要性的最佳方式是审视这个群体的整体行为以及约翰个人的行为。对三名男子故事的分析揭示出一种品德和讯息，讲述者亲口将其说出，即每个人拯救自己的责任。这直接表明了讲述者（以及笛福）对瘟疫期间个人行为的观点，以及笛福自己作为一名异议者的宗教观点。（”异议者“一词用于描述各个新教教派，他们拒绝接受十七世纪中期英国圣公会的基本规则。异议者常常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迫害。）

三名男子的故事在小说中达到了多个目的，不同的评论家看待它的方式也有所不同。J. R. Hammond（在他1993年研究笛福的著作《笛福手册》中）将它放在笛福对幸存故事兴趣的语境中考虑，并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做了类比，二者都强调运用“理性客服困难，从灾难中逃脱“。Maximillian E. Novak在《笛福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神话和历史》（1983年）一书中从政治内涵的角度考虑这段故事，认为笛福作为“忠诚的伦敦人”并不想“看到他的城市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并独自死去”……Everett Zimmerman将三名男子的历险故事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相类比，发现这个故事的作用是对”人类寻求拯救“的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努力，加上对上帝的信赖，是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三位评论家都触及了笛福这段故事的含义和启示，但都没有探讨小说这个部分的独特属性以及这种属性如何凸显出这个故事更广泛的意义。

除了讲述者为三名男子的故事撰写了前言，如上所述，这段故事引人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结构不同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作为读者，随着约翰和他的兄弟托马斯的出现，我们看到了第一段长篇的对话。之前的故事包含讲述者和他遇到的一些人或与叙述了他们自己故事的人的简短交流，但在小说的这个部分，讲话者的名字放在对话之前，就像剧本那样。视觉上，正在进行中、之前不曾被打断的叙述在这一页上被分割开，分割的方式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小说的下一部分不同于所有前面的内容。人物之间发生了长篇的谈话，而不是与讲述者对话。兄弟二人被介绍给我们，约翰以前是一名士兵，现在是糕点师傅或面包师傅，而托马斯以前是水手，后来改行当了修帆工。两人讨论了他们现在的处境，瘟疫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以及他们都很快会被赶出他们的住所的事实。在他们质疑离开伦敦是否明智时，约翰主张他有权走大道出城去，尽管有报道称政府官员正在让人们返回自己的教区以防被感染。托马斯觉得因为他们没有朋友和亲戚能一起旅行或待在一起，他们不得不留在伦敦。他知道在这里他们很可能将死去。约翰强烈反对，认为去往英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他天生的权力，不仅仅是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在约翰反驳他兄弟所有的论点时，显然他自我保护的本能非常强烈。托马斯追问如果他们离开的话应当去向哪里。“任何地方”，约翰回答说，“能拯救我们生命的地方”。

然而，直到两周后他们才准备好离开，这时伦敦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第三个人，托马斯的朋友理查德在出发前加入了他们。笛福详述了他们在路上的经历，讲解了他们为自己搭建的庇护所，以及他们如何做出决定并轮流值班。通过这些细节，笛福令读者想起了他曾在1719年出版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这些段落不仅仅唤起了人们对笛福以前创作小说的记忆，也强调出《瘟疫年纪事》的这一部分与小说其他部分的区别。他们幸存下来的这些细节，以及其他后续类似的细节，强化了故事的现实主义色彩，增加了读者的紧张感。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与三个人物一同走在路上，他们比我们在这部小说的其他故事中遇到的人物都更加丰满。随着约翰、托马斯和理查德冒险离开伦敦并遇到了另一队逃离瘟疫的人，他们开始变得对读者而言不再是陌生人，与小说短篇故事中那些往往没有名字的人物完全不同。

在三个人的旅途中，约翰逐渐成为了这个小团体的领袖。他足智多谋，例如他智胜了沃尔瑟姆斯托镇的巡警，保住了自己的命，也保住了团体中所有成员的命。约翰确定安全的通道，获取在城镇外建立营地的许可，为同伴找到物资。当瘟疫的风险逼近时，约翰领导队伍再一次前往安全的地方。他保护自己生命的个人责任感是他离开伦敦并在瘟疫年接下来的日子里保护自己的动力，而并非他相信上帝的意愿和能力会保护他。在故事的最后，笛福指出这队人中无一人被感染，他们都将能够在十二月返回伦敦。

笛福对约翰等人表现出的个人责任的强调也反映在作品的其他部分中，但都比不上在约翰的故事中这么丰满。讲述者在小说的结尾再次说到，“治疗瘟疫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它”。讲述者承认自己的决定与这条建议背道而驰，批评了那些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自保行动的人……健康的人应当离开伦敦或留在为长期闭门不出做好准备的家中，被感染的人应当主动将自己隔绝起来，以免感染他人。例如，讲述者不无赞赏地描述了一个人怀疑自己被感染后将自己隔离在自家房子的一间外屋中，“不允许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仆人进入这件屋子，避免了他们被感染”……

《瘟疫年纪事》倡导的个人责任感，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也是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这一点在小说中许多以此为主题的故事中都表露无遗，但在约翰和他的同伴的故事中明确地演绎出来……笛福三名男子的故事及其个人责任的主题充满了社会、政治和宗教含义，笛福通过讲述者的引言以及故事在整个小说框架下独特的结构，强调出其重要性。（英文原文来源：Catherine Dominic, Critical Essay on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in Novels for Students, Gale, Cengage Learning, 2010）
 

Jeanne Guillemin

在以下的评论中，Guillemin讨论了笛福对瘟疫的叙述为什么并非一场骗局，而是“对真实的传染病对普通城市居民所造成的可怕影响的精彩重建”。

大约25年前，我拿起了一本1948年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版本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在序言中，Louis Kronenberger将笛福对1664至1665年的伦敦灾难故事描述为一场文学“骗局”和“迄今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伪造文献”，但我并不这么认为。相比一场骗局，我看到的是对真实的传染病对普通城市居民所造成的可怕影响的精彩重建，以及被孤立的国家挣扎于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情景。正是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造成了瘟疫传入伦敦——通过被虱子感染的老鼠，而在笛福的整个叙述中，尽管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疫情，但他仍认为贸易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创作出版于1722年的这部小说，笛福利用了他儿时听说的故事和一些历史文献，讲述了一个城市陷入混乱并最终幸存的故事。他的叙述既因其中的统计报告而客观，也有着其人性化的目的。“如果我能够讲述这些”，他写出了人们如何遭受苦难，“以能够惊醒读者灵魂的动人语气，那么我应当庆幸我记录下了这些事情，尽管可能是简短和不完美的”。

1992年我有幸参与调查了历史记录中发生在1979年苏联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吸入性炭疽热大爆发。通过采访68名死者的家人，我发现造成死亡的原因是附近军事设施中孢子的意外泄露。炭疽热并不会人传人，1979年的这次爆发与笛福所记录的瘟疫爆发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我发现自己同笛福一样，重建着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人们产生的各种反应感同身受（我相信笛福也是一样）。客观事实就在那儿——在纸面上、在墓碑上，也在对令整个社区感到震惊和恐惧的突然死亡事件的悲剧性讲述中。当然，最大的区别是，笛福小说中瘟疫的起因是非人为的、未知的，而旨在袭击敌方平民的武器项目则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热爆发的原因。苏联显然不是只身一人在开发这类微生物武器。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曾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激进开发计划。

尽管这些开发项目已经终止，但在笛福作品出版的几个世纪后疾病大流行肆意掠取生命的场景仍然困扰着我们。今天，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忧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可怕的流行病，例如艾滋病、耐药结核病和疟疾每年都在全球不发达地区杀死和削弱数百万人口，但却没有另一个丹尼尔·笛福记录下这些疾病对那些普通人造成的长期破坏——那些普通人生命的价值被视为低于西方国家的人，完全违背了逻辑和道德。（英文原文来源：Jeanne Guillemin, "An Account of the Plague," i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51, No. 23, February 11,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