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上映就广受好评并且在三十年后仍被认为是电影续集的标杆，《终结者2》无疑是西方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最初于1991年7月3日在美国上映，1991年8月16日在英国上映，引发了一些公众争议，但在上映前夕却造成了电影行业内的普遍担忧。如果它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那么未来的电影制作将走向一条令人担忧的路。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的角色在电影的故事线中从反派变为英雄，但《终结者2》是不是电影业想要避开的恶人呢？

上映前夕，《终结者2》（Terminator 2）被视作1991年暑期电影一匹潜在的黑马。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24日）到劳动节（9月2日）之间的几个月内，电影公司的收入将占全年收入的40%。1991年夏天的竞争相当激烈，共有51部大片上映，而前一年同期只有31部大片上映。在暑期一开始，《侠盗王子罗宾汉》（Robin Hood: Prince of Thieves）上映两周票房就达到了5700万美元，《城市乡巴佬》（City Slickers）上映三周票房4700美元，《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则是后发制人。1989年暑期蒂姆·波顿（Tim Burton）的电影《蝙蝠侠》（Batman）曾创造2亿美元的票房记录，很多人都拭目以待，《终结者2》是否会打破这一记录。

这时正是好莱坞的黑暗期。上一年的大制作电影续集败给了小成本电影。《虎胆龙威2》（Die Hard，1990年）和《霹雳男儿》（Days of Thunder，1990年）表现还算可以。包括派拉蒙和哥伦比亚在内的大电影公司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这些电影的发行。甚至迪士尼电影也举步维艰。尽管更大的全球市场和多种家庭观影方式都在增加电影公司的收入，但好莱坞的财务危机仍一触即发。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电影院线还是希望《终结者2》能够拯救这个暑期。它不但能够拉高票房销量，还能够证明电影续集和大明星仍能获得商业成功，挑战大电影公司的垄断。面对创造新票房记录和前所未有高收入的机会，为什么有些人还在担心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呢？

商业成功和电影业：影响

如果《终结者2》能够赚回成本，它需要打破票房记录。包括广告和宣传费用在内，这部电影的成本估计约为1亿2500万美元。这就是第一个担忧：如果它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将会鼓励制片厂过于看重大制作动作电影，将其视作每年都能复刻成功的捷径。另一部商业成功的动作大片可能是灾难性的，让制片厂在挣快钱的尝试中缩减产量。

大制作特效电影的兴起可能开启制作成本的螺旋式上升。1991年，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是2680万美元，全球推广的费用是约2200万美元，而仅有30部电影的票房能够超过2000万美元。如果像《终结者2》这样的电影在财务上取得成功，将会促使这个产业在经济上变得不负责任。《终结者2》的制作公司Coralco曾被批在电影制作中挥霍无度，向演员提供天价片酬，在严重的债务下运营。投资者间的冷嘲热讽导致股价波动，同时全球推广费用激增。这部电影的成功会树立一个榜样，使得更多的制片厂和制作公司在财务上疏忽大意。

此时，他们的商业模式既创新又冒险。一方面他们极度依赖高票房收入，大制作带来高收入（1982年的电影《第一滴血》和1990年的电影《全面回忆》为他们带来的收入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些高票房电影为大片的录像带发行和国际市场推广提供了资金，增加了这些渠道的收入。他们的创新包括更容易在非英语市场传播的动作为主、对话较少的电影，结合能够有效实现销售的广泛国际发行网络。

观众期待值的提高也使得电影制作成本增加。《终结者2》已经显示出它能够前所未有地按计划完成更高级的特效和后期制作。这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观众对后期制作的期待可能将电影公司推向更高的成本，加剧财务的不稳定状况。其次，特效是电影的核心，如果反响不佳将加大财务失败的风险。这两个问题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风险和回报的问题，以及电影公司是否会在回报不确定的前提下对更高成本的新特效技术掷下更大的赌注。

除了经济方面的担忧，电影业内也对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了顾虑。娱乐研究小组（Entertainment Research Group）审查电影的内容，决定分级是否准确且充分地管理了潜在观众的预期。他们认为电影变得更注重画面，但分级没有充分地反映出这个趋势。英国的电影分级委员会也认为随分级提供的信息太过含糊，大西洋两岸的这种趋势令人担忧，而更注重画面显然正让电影变得更加受欢迎（因此在商业上也更为成功）。因此，电影制作人受到了鼓舞，制作出越来越多以画面为重的电影，而对电影业利益攸关的就是不要让分级反映出这种趋势，这让更多的人暴露在可能的不良影响中。

考虑到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政治抱负，《终结者2》也加入到围绕电影及其政治影响力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中。人们担心热门电影会传播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是施瓦辛格对乔治·布什的支持被认为是促成布什总统竞选胜利的因素之一。这个暑期的两部大片都具有政治色彩：《侠盗王子罗宾汉》传递出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自由主义观点，而终结者对美国自由的捍卫则折射出施瓦辛格的共和党思想。

尽管人们担心电影可能向无知的大众传播意识形态，但总体上公众对好莱坞明显意图的无动于衷显示出这种方式几乎是无效的。调研和民意调查表明美国80年代右倾态度逐渐抬头，而好莱坞则以左倾情绪为主，加大了其反公司制、反军国主义、亲LGBTQ作品的数量。

一部电影的意识形态可能对大众影响很小，但演员个体的影响力却可能日趋上升。明星的政治态度在一部电影中可能比编剧的态度更加突出，随着明星的政治立场越加鲜明和公开，可能推动电影业的政治影响力愈加深入，可能向更好的方向，也可能向更坏的方向。施瓦辛克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导演人选，例如签下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1967-）作为《全面回忆》的导演——他之前曾拒绝出演这部电影，后来同意出演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决定导演人选。他是否出演一部电影的决定可能影响电影公司购买剧本和版权的决定：Carolco为《全面回忆》购买了剧本和版权，因为施瓦辛克希望他们这么做。《终结者2》用了七年时间才到来，因为施瓦辛格不想再和制作了第一部《终结者》电影的Hemdale公司合作。施瓦辛格告诉Carolco利用Hemdale岌岌可危的市场地位取得版权，这样第二部《终结者》电影才得以问世。

明星比电影本身的吸引力更大，电影公司不得不迁就他们想要邀请主演他们电影的演员们。电影越来越成为明星们的工具，电影的观点和论调必须改为与演员相一致。《终结者2》成为了共和党的发声工具，带有明显和公开的政治意图，无法再遵循好莱坞的左倾模式，因此人们担心其中无处不在的共和党思想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扭转投票的风向。

在美国以外上映前夕，政治与明星权力之间的联系更是成为了谈论的热点。《终结者2》并非因为高制作成本、特效或特技而成功：为了看到施瓦辛格，美国付出了超过1亿美元。施瓦辛格在《终结者2》中的位置好比一次政治宣传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塑造政客们公众形象的一个机会。《终结者2》可能为明星控制电影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需要在制作以外的方面投入更多，例如广告和营销。电影可能沦为仅仅是演员树立公众地位和形象的一种手段。

《终结者2》上映第一天的票房没能超过《蝙蝠侠》，但上映五天的票房的确打破了美国票房记录。五天内5200万美元票房打破了1989年《回到未来：第二部》（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五天4300万美元的票房记录。Carolco的股票一路下跌，跌至了1986年刚刚上市时的水平。尽管如此，成功仍然指日可待。发行权入账9100万美元，加上票房收入的分账，意味着它能够收回（甚至可能盈利）约1亿美元的制作费用。

30年后《终结者2》的遗产是什么？

电影业仍然依赖暑期大片实现商业盈利，而电影公司依然靠大制作电影支付低成本小众电影以及专为迎合奖项评委的电影的制作费用。《终结者2》在1991年帮助了Carolco，但他们的商业模式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尽头。《终结者2》上映四年后，Carolco申请破产并在1995年停业。长期背负债务和依靠大制作电影获取巨额收入让他们尝到了恶果，而失败的合并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不堪一击。尽管它没有改变电影业，但它确实是一个警示，高风险-回报模式不具有长期运营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挑战大电影公司的人而言，大电影公司具备消化如此重大损失的能力。

这部电影的成功增强了电影公司对电影续集和主演明星吸引力的信心，开启了我们在后来三十年中看到的特许经营权和多元宇宙的趋势。自本世纪初，一部电影的上映仅仅是为了观望观众对一系列电影的态度，这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预期。大公司开始想尽办法购买版权（IP），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制作系列电影（和大量的衍生产品），著名的例子有《哈利·波特》系列和各种漫威和DC漫画作品。

是否将这一点视作是负面结果取决于个人对特定特许品牌的喜爱程度。如果IP热度足够，劣质电影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投资回报。很难说电影业中的这种投机取巧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成果。很多特许品牌已经过气，但成为了长期运行的、新增内容的传送带，仅仅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IP的热度。《终结者》成为了一个特许品牌且让人大失所望：随着投资越来越多，收入回报却越来越少，恶评越来越多。

这部电影无疑抬高了特效和后期制作的门槛，为观众建立了更高的预期值。特效和后期制作技术成为了电影宣传的一个部分，数百万个YouTube订阅频道都在分析成功和失败的特效。在行业大转型中，后期制作质量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标准，可能严重影响一部电影的观感。

明星效应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仍值得商榷，但没有人再达到施瓦辛格的高度。这很可能是因为过去30年电影制作的整体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它逐渐被通过合并和收购形成的超大型公司所主导，使得任何演员想要否决或影响它们都变得非常困难。一些明星，例如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设法取得了一些对自己主演电影的控制权，但这种趋势随时间逐渐减弱。

在当时所有的影评中，一个结果显而易见：它帮助施瓦辛格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形象，构成了他长期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最终让他成功进入政界。电影可能通过传播意识形态影响选举并改变投票的想法仍然被视作是不确定的，但明星利用电影树立自己社会和政治形象的能力无疑正在提高。传言说巨石强森（Dwayne “The Rock” Johnson）可能要参加总统竞选，而许多著名演员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例如《哈里·波特》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对女权主义的支持，《星球大战》男演员约翰·波耶加（John Boyega）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的表现。

一些对电影业的担心被证明是无意义的。电影越来越成为明星们的工具，是他们进入更大议题和社会舞台的渠道。制作电影的成本已经提高，电影公司依然依赖高成本、多特效的大片来承担较小型项目的费用。随着技术的改进，观众对高质量后期制作的期待常常超越了对电影故事本身的关注，已有版权电影续集的“轻松制胜”已经演变成为了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电影IP之间的竞争。

更大范围的行业问题仍待解决，而像《终结者2》这样的电影在三十年后仍在争论中屡被提及。电影分级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画面内容的界线仍在被不断触碰。电影是否能够影响社会和政治言论仍受质疑，但这个问题已经退居二线，因为电子游戏成为了这一争论的中心。好莱坞是否仍保持着其左倾立场还是在稳步向社会趋势靠近也仍存争议。这个行业仍在快速远离任何越界、被视作风险因素的人，但电影公司也乐于改变黑人演员在宣传材料上的形象，以配合世界各个地区。

《终结者2》的遗产喜忧参半。在某些方面，它是电影业亟需的英雄，带来可观的收入并为电影制作建立了一些新的标准。它也是个恶人，因为这些标准中的一些在三十年后仍存在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电影业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褒贬不一，最显著的现象是电影的内容变得没有主演明星那么重要。就像终结者本身，它居于二者之间：一个为更伟大利益而造成破坏的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