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Tom English:

我很荣幸，今天邀请到三位学者，Jaap Verheul教授、Bob Nicholson以及稍后会加入此次会议的Tom Tunstall-Allcock 。那么Jaap和Bob，请你们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你们的教育背景，你们的教学以及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等。

Jaap Verheul:

我的研究领域原本是文化史。我很关注各种文化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互相看待彼此以及——比如说——如何互相在脑海中形成彼此的形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进入到跨文化研究领域。这就是我如何遇到Bob Nichoson的，因为我参与的第一个大型数字人文项目是探讨在荷兰报纸是如何呈现美国人的形象的。因此我的数字身份主要在报纸研究领域，我很积极参与到一项辩论中，即如何使用数字工具在数字化报纸中观察公众言论的长期变化和发展。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囊括美国研究、跨大西洋研究和数字研究方法。

Tom English:

好的，谢谢Jaap。接下来，Bob（同时也欢迎Tom Tunstall加入）可否请你也简要介绍一下你的研究方向？我们先轮流介绍自己，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Bob Nicholson:

我想我应该也是一名文化史历史学家：我从事的工作基本上和Jaap相同，研究主题也非常相似！我的关注焦点是19世纪历史，这段时间的历史和文化。我特别关注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我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是探讨维多利亚时期幽默和喜剧的历史，素材来自各种不同寻常的地方以及各种数字化档案典藏。我们会在讨论环节详细说明，但数字化档案是我尝试挖掘和解构19世纪漫画文化的真正核心。

Thomas Tunstall-Allcock:

很抱歉迟到了，我刚从学校的一堂课上下来！我是Tom Tunstall-Allcock，我是一名美国研究学者，或现代美国研究学者。我最初可能应该被称为外交史学家，而这也仍然是我所在的大研究领域，我只是特别关注美国总统任期。我想大致与在座其他人的研究工作一样，我的研究方向逐渐朝向文化史以及总统任期的文化史，基本上是总统外交的文化史。我现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有关总统的娱乐和外交，特别是探讨总统如何招待外国领导人以及外交中的一些传统政治问题。但我也很关注招待会周边一些常常被忽略的事情——仪式的类型和排场，以及娱乐活动、食物、身体语言、场地装饰、风格，以及什么情况下招待会不在华盛顿而在其他各种地点召开。基本上就是外国领导人招待会的文化层面，尝试挖掘它们与更大的政治问题的关联。至于我使用哪类档案资源，我目前正在寻找传统的总统和政治档案，但也在收集任何能够说明这些活动色彩和细节的相关资料。因此我尽可能扩大我的研究范围，包含实体档案和数字化档案。
 

Tom English:

好的，谢谢Bob，也谢谢Tom的补充。Bob，我想说的是，我刚记起你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推特账户，我认为我们的听众会非常感兴趣。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你在推特上分享了很多內容，因此请与我们分享你的推特账户名称，我相信会有人去关注你。
 

Bob Nicholson:

谢谢。我从不拒绝宣传我的推特！实际上我有两个号。主要关注研究的一个号是@DigiVictorian，主要是我所研究的一些一般性的东西。目前我大部分的时间做的工作都基于实体的书本，但也有很多来自数字化档案的素材。另一个小号是@VictorianHumour（按英国的方式拼写为“u”），我几乎每天都发布一个来自维多利亚时期报纸或杂志的笑话。我不能保证它们全都很可笑，但它们是奇怪、有趣且稀奇的，因此如果你喜欢可怕的双关语或者你想要将它们用在你的家人身上，那么一定要来访问@DigiVictorian或@VictorianHumour。我几乎是在直播我正在做的研究，因此当我在档案资源中寻找什么的时候，或有时当我利用档案资源教学的时候，我会尝试在推特上分享。因此会让你了解到我利用这些资源正在做什么。

Tom English:

的确，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一点，我想起你曾做过一系列的专题，说明如何使用Gale原始档案（Gale Primary Sources）中的工具以及如何善加利用。就像Gale原始档案检索平台上的临近（proximity）运算符这样的功能，非常有用，能够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学生们总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可能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功能，但学生们不一定知道，因此你的推特真得非常、非常有帮助。

Gale原始档案如何影响了你的研究？

Tom English:

说点轻松的，Bob是喜欢笑话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喜欢，但曾经有一件事真正打动了我——我常常跟同事们讲起这件事，当坐下来和学者们对话，比如谈到论文时，我就想起有人（我记得应当是诺丁汉大学的Dave Appleby）说过，每一年都有学生找到他问：“我的论文怎样才能拿第一名？”，答案很简单：”告诉我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知道，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式是通过一次文献，因为一次文献是用来修建房屋的砖块和砂浆——打个比方来说。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按刚才的顺序发言：你从Gale原始档案或Gale的档案典藏中学到了哪些新东西？

Jaap Verheul: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因为Gale的档案典藏已经成为了我数字人文研究和数字身份的核心。但我必须坦白，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使用大学购买的Gale档案典藏的后台数据。Gale还给我们提供了硬盘元数据，我们在很多研究项目中都使用了这些数据，包括在比较历史研究中、在构建开创性的工具时。

我也来说说我的成果。在博士后阶段，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基于Gale的《泰晤士报》典藏，分析了英国100年的移民辩论。这是你只有利用数字化资源才能够做到的事情，结合遥读和精读，找到《泰晤士报》谈及移居、外来移民和迁出移民时的方式如何发生变化，为你提供一个视角，观察英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对其总结升华。这个项目的名称是”《泰晤士报》中100年的移民论述“（100 Years of Migration Discourse in The Times）。因此我想说的是，数字资源——特别是报纸，能够做到两件事，帮你在大海中捞针。人名和事件是你寻找资料的两个基本必备条件。而我所做的事情则恰好反过来。我使用遥读的研究方法，审视你提出来的宏观问题，这样才能够构建和开展大历史研究，不使用数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到这一辩论。这就是我从数字人文中领悟到的。

Tom English:

非常精彩。你已经了解了我们在Gale所做的一些工作——你提到了你使用的TDM硬盘，现在我们还有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非常精彩，谢谢。下面有请Bob和Tom……

Bob Nicholson:

我想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进行文章的遥读，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海捞针”这个问题，这对学生们是特别重要的，我想这是他们真正能够开展简单的原创性研究的方式之一。这个例子发生在很多年前，那时我刚刚开始涉足喜剧史的研究，我（几乎是无意中地）——实际上是在实体档案中——找到了一栏源自美国但发表在英国报纸上的笑话。我想起我看过这些笑话并觉得“有点奇怪，我好奇是否还有更多这类笑话？”就是从那时起我走进了数字化档案，开始检索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尝试找到外来笑话的例子，这些笑话创作于美国，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然后在英国被重印。真正令人大为惊讶的是，使用关键词检索，我找到了不仅几个例子，而是数千个、数万个这类外来笑话专栏。以前从没有人注意过它们。部分原因是它们分散在各处，藏在档案馆的角落里。因此，我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掌握了这类文化现象的规模，了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已经在引进美国的幽默，远早于好莱坞电影成为美国文化输入主要形式的时代。那么这就是最终在大海中捞出的针，我能够开始追踪个别笑话爆发式的传播，然后找到在美国发表的那些笑话，从一份报纸传播到另一份报纸，就像今天我们在推特或WhatsApp上的传播方式，能够看到传播的轨迹，也许看不到整个线路，但能看出大致的运动方向。这绝对是我们在实体档案中即便花一百万年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我真的感觉我的研究充满了这样的时刻，我能够找到我以前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最棒的是，你的学生也完全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情。在报纸档案中有太多內容，像这样的小事我们并不一一了解。有人说，无论如何，90%的报纸还没有被数字化：但在10%已经数字化的报纸中，99%的內容仍从未被留意过。因此，我们能够发现的东西——大海中的针——数量是无比惊人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Tom English:

是的，Bob，正如你所说，还有很多报纸没有数字化，你很好地说明了谁真正在留意这些內容，以及他们是如何深入其中的。我很喜欢你在Jaap所说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阐述，着眼于“遥远的”要素、遥读，从宏观角度的观察，但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放弃微观，不会放弃精读，他们永远不会远离他们想看到的细节和粒度，因为其中的一些细节可能极为重要，提供了向历史编撰提出问题的新信息和新叙事。

Thomas Tunstall-Allcock:

我完全同意你对宏观视角的说法，因为我已经开始的一个研究项目针对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认为我正在做的项目不可能以“前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就我使用的文献资料的数量而言，以前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

从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来说，访问如此之多的数字资源真正帮助到我的是略微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我使用的文献的类型，我书写的历史的类型。我学习到的研究方式是查阅这类档案资料：总统图书馆或国家档案馆的某套政治文件——这也是你如何开展研究的。然后你意识到你作为一名学者想要开展一项新的研究，而你不再有博士导师监督你，也没有人真正告诉你如何去做。那么你要从哪开始呢？如果你工作的地方令你无法实地借阅这些档案，那么你就需要开始尝试自学如何开展新形式的历史研究，如何利用你能够访问到的数字化档案，并且寻找你如何开始思考一个新研究项目的方法。因此，对我而言，真正帮助我在早期阶段找出这个研究项目的是我能够访问到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档案。

但我一开始只是从政府官方的视角去看，当我开始审视这些活动——特别是那些在华盛顿以外举办的招待会时，我意识到有很多的相关报告。美联社的成员也是白宫记者团的一部分，会发回这些长篇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菜单、娱乐项目、活动——有关这些活动的色彩，与我从更加官方的视角所看到的完全不同。这打开了思路，让我能够思考这个研究项目会是怎样的，我在第一次检索中发现的很多內容最终形成了我这个研究项目的第一篇文章——林登·约翰逊的任期和文化外交，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他娱乐外国领导人的方式是大型的烧烤宴会，报告中列出了消费了多少啤酒、豆子和牛排，以及宴会上人们做了哪些事情。

Tom English:

德克萨斯风格！

Thomas Tunstall-Allcock:

确实是德克萨斯风格：如果不能坐下来花一些时间检索，我永远不可能找到这个方向，真正去思考我的研究项目何去何从，检索关键词、看看能够查找到哪些內容，让我之前学到的技能更进一步。我想，如你已经说过的，这些过程也适用于学生，我们也许可以从学生们如何使用这种方法的角度做更多的讨论。但很显然，作为一名研究者，你没有这些亲身的体验是不行的。

Tom English:

太精彩了，谢谢Tom。很高兴看到美联社档案是如此有用的一套文献资源。我记得在它刚刚发布时我曾与你谈起过它，我们探讨了它的用途以及它可以被如何使用。同样，我也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检索平台显然非常有效，你在第一次检索时就得到了很好的结果。真的非常高兴听到这些。

你是怎样在教学中使用Gale原始档案的？

Tom English: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各位的研究，了解了你们自己是怎样使用Gale档案库的。现在我想来谈谈你们是怎样在课堂上使用Gale平台和档案典藏的：它与教学有着怎样的关系，你们实际上是如何将它传递给学生的。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重新回到我刚才的路上，我与各地的学者谈论不同平台和档案典藏，而在上周我与利兹大学的一名学者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我问他有关课堂教学的一些情况，在与学生谈及平台和其他功能时，你会说什么。他的回答是，Gale原始档案——档案典藏本身以及平台，是他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他的做法是不要让它进入课堂。他在虚拟学习环境（V.L.E）中向学生们发送链接，这样学生们就能够在课堂外、在他们自己的时间访问文献资料。例如，与砍伐雨林、向学生们提供纸质文献相反，他会引导他们使用V.L.E.，获得数字资料。他的观点是他不想在课堂中有技术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学生们不再对话，不再讨论文献资料，不再讨论历史编纂。因此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一点背景信息，我们可以仍按刚才的顺序轮流发言。那么我们从Jaap开始：对你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知道你更关注宏观，但你如何在课堂上使用Gale原始档案平台和典藏？

Jaap Verheul: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首先，档案典藏是给学生们布置小作业的理想之选，让他们发现数字研究的可能性以及局限性。例如，一项作业可能是追踪一个人的名字，看看他们是如何发展的。当然，不会是林登·约翰逊（比如说），因为他无处不在，而是一些更小的人物，看看如何在报纸中追溯一个人的踪迹。他们会发现人名会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他们会发现始料未及的词语。这是我常常向学生们强调的第二个问题的起点，因为我认为他们总是对他们找到的文献资料保持批判性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的目标是培养他们的数字素养：对待数字资源的批判性态度应当与对待普通一次文献的态度一样。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从第一天起就告诉我的学生要保持批判性的态度。如果你有一份文献，历史学家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谁写的它？谁是读者？平台是什么？作者及他写作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才能对一份文献产生和再次使用的语境形成一个概念。我发现的一个挑战是，学生如果在一套数字典藏中找到一份文献，很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批判态度，我想这意味着对我们现在使用的学习环境的巨大挑战，因为如果他们在平台上输入一串词语进行检索，他们会找到一篇或一系列的脱离了语境的检索结果。特别是如果他们使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它能够从多个档案典藏的不同报纸中找到资料，重要的一点是总能让学生了解到一份文献资料出自哪种语境，这有一些困难，但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一些侦探的元素。几年前，我曾经是一门大一历史系学生研究方法和方法学大型课程的协调员，我们谈论了很多数字化档案典藏如何构建的內容。我们有幸邀请到Gale的Paul Gazzolo和Lena Gerle，来到我们的课堂探讨Gale如何做出战略决策，构建一套典藏，选择话题，例如为什么是报纸？为什么是这份报纸？以及Gale对整个数字化过程采取的方法。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学生们能够看到“幕后”，也就是，与负责决策、最终使得他们正在使用的档案典藏得以实现的人对话。而且，通常如果你将学生们送进一个档案馆，他们所有人立即会问的问题就是：谁建立了这个档案馆？它里面有些什么？没有什么？产生这些档案的权力结构是怎样的？而在数字化档案典藏中，我发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带动学生们的批判性态度。

Tom English:

我非常喜欢你的回答，Jaap，关于批判性思维技巧与什么是数字化的关系，因为有时人们认为只要是在互联网上的就是真实的：当涉及到假新闻以及错误信息的传播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似乎有一个盲区：有些东西看起来更“正式”，只是因为它们显示在屏幕上，或因为有人把它们打印了出来并大力的推销它们。但正如你所说，这里也存在语境的问题，历史背景的问题。从如何向你的学生们介绍档案这个角度，它的教学意义很大，因此你不必扫除实体档案上的蛛网（但你还是会这样做，我相信你仍然需要使用实体档案）。你使用数字资源，它们非常方便，但它们并非所有和终结，你仍需要警惕它们，有一些事情你需要特别留意，这样才能让它们真正有用且处在完整的语境中。很好，下面有请Bob。

Bob Nicholson:

我在教学中常常使用数字化档案。有时我采用你提到的利兹大学那位同仁的方法：让学生们在课前使用，作为课程预习的一种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我想我采用了刚好相反的方法，也就是在计算机实验室里进行我所有的课堂教学。我起初只做一次性的课程，我会说，“好的，这一周我们会指导你们如何使用档案”；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学生们要么忘记了这些课的存在，要么从未真正掌握使用档案过程中的细节。对我而言，如果真的希望学生们将这些事情结合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实践中，那么它们首先应当结合到我的教学环境中。我倾向于在计算机实验室上课，我能做的是让学生们真正熟悉这些资源。我们每周都使用它们，有时可能只是对我在课上恰好提出的问题做一点小小的研究，有时可能是寻找我们探讨过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很多时候，它让我能够在12周或实际上整个课程的24周里，真正培养起他们的数字研究技能。

我意识到，如果我只是让学生们自己去检索这些档案，他们会像对待谷歌那样对待档案。最终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建立起来的搜索素养——谷歌认为自己知道你的意思然后提供的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并不适用于数字化档案。我必须真正一点一滴的指导他们，如何选择和处理关键词，如何有效地整合它们，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所有这些东西。有些学生会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这些技巧，但以我的经验，绝大部分的学生你需要教他们，他们需要一些指引，当检索不成功时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应对得到了一百万条检索结果的情况。这些技能，我认为是我作为他们的老师有责任教会他们的，而不是假定他们自己会掌握。

因此这些是我所有教学活动的核心，我的课堂评价也是围绕它们构建的。我开设的18世纪和19世纪犯罪史课程有24周的教学时间，我大量使用了数字化档案，因为这个领域的素材非常丰富。但这门课的第二个目标是让学生们批判性的评价现有的数字化档案，需要他们思考：它是如何构建的？它有哪些检索工具？它可能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造成怎样的影响？实际上我现在已经将Jaap所说的批判态度——真正理解这些档案是如何构建的以及为什么它们意义重大——加入到我的课堂评价中，因此它不会是在讨论中突然出现的事情，我已经将对它的思考融入到教学中。因此对于这门课，基本上可以说是披着历史课外衣的“研究方法”课。在其他更传统的历史课中，如果学生们熟悉档案的使用，也许在课程的后期，你可以深入浅出的使用一点档案资源，或将它们用在预习中。但我的确认为学生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课程，或者一次性的训练，他们需要真正置身于档案中，周复一周的使用它。

Tom English:

是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它将我带回到我的本科时代，特别是大一，那时我正在上一次文献课。例如，我们的一次文献课只是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价值和局限性，以及如何使用一次文献，从不在意数字化档案。现在我突然想到，也许数字语境下的一些东西会很有帮助，无论是附加在教学中，还是与更大范围的一次文献相关联。

当我站在教室前和学生们一起时，我特别会提到的一件事——听起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在他们进入Gale原始档案平台真实的主页时却非常重要——他们面对的屏幕看起来像谷歌，但与谷歌的运作方式并不同。这就是我对他们说的，就用了这个句子“它看起来很像谷歌，但运作方式与谷歌不同”。你向谷歌或Siri或Alexa或其他类似的服务提问，它们会回答你的问题，但Gale原始档案并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他们一些档案库数字化的知识，以便他们最低程度地了解平台的工作原理——仍未回答档案库是如何构建的，谁决定了哪些文献资料收录其中、哪些不收录，但至少从方法学的角度，他们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因此Bob你说的这些非常重要，谢谢。下面有请Tom。

Thomas Tunstall-Allcock:

Bob给了我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如何与学生们一同使用这些资源。我想了很多我们能够尝试与学生做些什么，从大一开始我们开设一些基本技能课程，我想我们常常在这个阶段更多围绕一次文献的概念以及那些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课程建立在他们已经完成的高中水平教育之上，但我们通常会尝试引导他们思考文献资源，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在此时花费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们如何查找文献：我认为这是在很多门课程中都会涉及的——中古史学家可能和我们教授了一样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思考更多一点的可能是他们实际上将会要使用的平台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些平台。说到我如何在教学中使用它们，我想我尝试从大一早期阶段就开始推动它，第二点是常常设定更为明确具体的文献，因此我使用Gale的档案典藏在讨论会之前设定更为具体的任务。我想我也许应当做的更多一点，与学生们一同练习使用平台。但在这些情况下我尝试提供的指引，以及这些档案典藏允许我做到的，是设定具体的预习任务，要求学生们做某些特定的事情，引导他们思考如何看待特定的文献，同时练习使用不同的检索条件和筛选选项。一个例子是我们针对古巴导弹危机做了一次危机模拟，课堂上的学生们各自被分配了不同的视角并担任不同的角色。我问他们，“你的小组代表CIA”，那么你需要知道：这一事件的背景是什么？都有哪些论点被提出？谁提出了这些论点？我尝试驱动他们的方式不是只需要思考如何“去拿到这些信息然后用在论文中”，我使用资源的方式是我尝试要求学生们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考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不能只是说“去想办法在互联网上找到你需要的资料”。因此真正有帮助的是我能够将他们指向一个地方，说“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平台，在你的论文中或其他地方使用它，我希望你们对文献提出具体的问题”；我发现这在课程准备中非常有帮助。我做的没有Bob那么多，没有尝试在课堂上那么做，我们一直向上反映我们的教学时间太少或我们希望我们的课堂时间有多少，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在课堂上专门用于这类教学，我想也许我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其中的平衡关系。

因此我尝试设定非常具体的任务——使用我自己已经做过检索，知道确切存在于这些档案中的內容——将学生们指向这些特定的地方。我使用它们的方式之一——在其他人已经谈到过的基础上——是设定一个特定的路径，提问学生，而我自己知道那里有什么，如何进入并发现这些东西。在课程最后，我的所有作业——当然是在大三的课程中——都需要使用一次文献进行研究。我每年都不会布置任何不使用一次文献的作业。在整个课程中，我都会强调这一点，不断地告诉你：这就是你如何构建研究项目的，这是需要包括的內容，因为这将会是期末作业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完成具体任务、让他们知道你将在课程结束时对此进行评分更能集中学生们的注意力。

但我想起我可能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回到我的第一节课，向学生们介绍几种不同的平台。实际上，为学生们多展示一些并与他们一同练习使用，可能会是真正有帮助的事情。也许尝试做更多你曾经做过的，Tom (English)，举一些例子，做一些介绍。

Tom English:

很精彩，很高兴能提供一些帮助，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非常渴望做到的，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曾做过培训课程，我知道其他同事也是一样。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也许并不是你们三位，可能跟你们三位都不相关，但肯定发生在其他学者的课堂上——我曾经回答过我认为非常简单的问题，使用档案库的最基本方法，而学者事后对我说“实际上，这些对我也很有帮助，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因此我总是很乐于提供帮助。平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们在迭代升级，并非静止的平台，它们一直都在更新、优化，这是很好的。

新冠疫情怎样改变了你的教学和课堂评价？

Tom English:

好的，我们继续。刚才我提到很多事情都正在恢复常态，我们能够外出，拜访他人、旅行；经过疫情，你们的教学和研究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这些事情都正在恢复“常态”，进展怎样呢？

同样，我会先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上周与一位学者交谈——利兹大学的另一位学者，他谈到了课堂评价和考试。我们谈论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回想起我在五月前后都不得不参加考试，在我的脑袋里塞满各种知识点，坐在考场里三个小时，希望我的脑袋里塞了足够多的知识，记得所有的名字、日期、引言和天知道其他我应当记得的东西，顺序不能错，还要根据问题进行恰当的调整。我理解，在利兹大学，他们进行的是开卷考试，学生们——开卷考试显然是新冠疫情的结果——有一个完成课堂评价的时间段，但他们不允许使用自己的笔记，可以使用其他的文献资料，他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考试。现在，他所说的、令我吃惊的第一件事是，这彻底改变了考试应有的样子，改变了主考官——这种方式无疑改变了主考官对考试期间会产生什么的预期。从考试准备的角度也是一样。这是你们遇到的变化之一吗？我知道我正在很强烈地引导你们，但课堂评价方式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次文献的用途或可能用途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能想象到的是，让我自己回到学生身份，回到那个时代，我在脑袋里塞爆各种知识点，我会手里拿着资料，也就是一次文献，或者不会；然而，现在，我想象——如果我错了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是不是我会有一段时间做更充分的准备，我会更有目的性的进入到档案中。是这样吗，这些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是否认为疫情之后这种变化仍会保留？我们仍从Jaap开始，有请。

Jaap Verheul:

新冠疫情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我相信很多变化都会保留下来。对于我的实践教学，我不得不在一个周末之内从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我不得不自学Zoom和Teams还有所有那些工具，然后在某一刻，我突然开窍了。因此我布置的作业规模更小，学生们也分散开来，但我想我们都适应得很好。然而，学生们因在线教学和在线研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也是有缺点的。是的，我们做到了，你可以在线教学，你可以在线讨论一篇论文，我现在很荣幸有了第一批我从未和他们见过面的学生毕业了，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这是一种应对方式，但对于档案来说，当然，你会假定数字化档案会是学生们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访问（Gale）的档案典藏并在那里做研究。然而，我猜这（对于Gale）是个坏消息，因为学生们经历了在线生活——教学以及他们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他们也开始厌恶在线做研究。我也看到部分学生对在屏幕后度过他们的整个人生感到某种程度的抗拒。当然不得不说数字化档案是解决方案，数字化报纸是学生们仍然在使用的唯一资源，如果他们想要做一次文献研究。但从学生的视角这无疑是有不利的一面的，你知道的，不满、忿忿不平，甚至是抑郁，因此我不建议彻底转变为在线。

从长远看，我喜欢Bob发现的方法，他在计算机教室上课，在那里学生们都环绕着你，你可以谈论各种事情，小故障以及筛选选项会发现什么等等。你在做数字研究的时候仍然会有一种团体的真实感，因此这也许是将来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必须说我所在的大学没有这样的设施，当然你可以要求学生们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我有时会这么做，但效果仍有差别。

关于开卷考试的问题：是的，我这么做过，效果也很好。然而，我也应当指出，考试委员会有时会感到不安，你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传递知识，你真心希望学生们至少了解这些知识的核心部分，而用开卷考试或类似的方式是无法评价这一点的。但现在显然有一些计算机程序，帮助你设定在线的论述题，这无疑是很有前景的一种工具。（Amindo？）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工具的例子，它也让你能够上传评分标准，匿名进行评分：但我对此并非百分之百的赞同。

Tom English:

好的，很有趣——你一开始说的对数字化感到疲劳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有疫情特色；我相信一旦人们能多在线下渡过一些时光，见见朋友，参加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等等类似的活动，他们对数字化的兴趣会重新回来。

Bob Nicholson:

我想这一点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很多年前的课程就取消了考试，因此课堂评价对我来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知道在我们课程的其他部分，有限定时间的课堂评价（我们是这么叫的），学生有24小时的有效时间回答一个考试问题，而不是考场上的两个小时，这种方式已经变成了常态。我想对我而言，对历史而言，这可能是组织一场考试的更恰当方式，因为最终我并不真的在意是否某人能够记住一个日期，我在意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是否能够通过研究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很有效。就我的理解，尽管我没有参与其中，从我所看到的，我们对学生的期望也与我们对一篇论文的期望大有不同，尽管我们仍对他们说我们希望看到你们会投入到考试中的那种细致程度。此时此刻我并不认为我们期待他们一头扎进档案，在24小时内完成一项原创性的研究，但如果我是参加这种考试的一名学生，我肯定会这么做。

我想一个有趣的点是我们如何衡量、如何应对这些课堂评价，我们的预期是什么，特别是当类似档案库无法访问、互联网中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真正留意可能发生的这些小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在学生之间营造平等的机会。但除此之外，我的经历——显然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明远程指导学生使用数字化档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原以为这会很棒，他们都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我的教学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教的是计算机实验课，他们都坐在计算机前，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我很难发现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刻、他们在检索框中输入词语时遇到的些许奇怪的事情，因此即便你可能认为我所使用的数字优先的方法对在线教学而言是完美的，实际上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提供支持。你需要亲自在那，通常坐在学生们的身旁，讲解如何输入检索式，如何解读结果，现在你只能想象他们看到了什么。一对一的时候你可以共享屏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一堂课上的30个学生，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值得注意。我想对我来说唯一的改变，唯一的长期改变——这将取决于英国政府是否允许我这么做——是我宁愿预先录制讲课內容，而将我和学生面对面的时间用于操作指导和讨论，而不是我向学生们讲1个小时的课。我宁愿预先录制课程并让学生们能够看到。因此对我而言，我希望这会是一项长期效应，我们在英国经受着很大的压力，要返回到线下教学中，我认为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对我而言，很奇怪，长期影响并不明显：我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几乎没有变化的教学模式中。

Tom English:

听起来你已经充分训练了你的学生，真正进入到档案和一次文献中。我不能想象，例如——回到我最初提出的开卷考试的问题——我一刻都无法想象大部分的学生在24小时的时间内搜寻Gale原始档案。但我能够想象的，也许是例如当他们整理笔记时，笔记的结构会更好一些，他们可能在做笔记的时候就提前使用了一次文献，然后带着笔记进入到24小时的考试中。这是我可以想象到的一个重点，但很有趣——听起来从课堂评价的角度你是Bob的开路人。我也同意你所说的评价方式，考察一个人的记忆力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学生们能将多少知识塞进脑袋里呢，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如果你忘记了确切的日期，只要年代大致准确，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可以非常快速地查到日期。你提出来的这一点非常好，谢谢。最后，有请Tom。

Thomas Tunstall-Allcock:

我非常同意你们，实际上我也取消了考试，当然是从高年级教学中：因此我的大三课程，我去掉了考试环节，它们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而学生们则获得了更好的体验。我真正看到变化的是大部分的大一课程，仍有大型的考试：200名学生，两篇论述，两个小时。对于这些考试有什么用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讨论。当然在我的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这些考试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带回家的开卷考试。现在如果你想要进行一次现场考试，就需要给出合理的理由，因此学生们几乎完全摆脱了这类考试。我也在几个地方做了外部考察，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历史系非常普遍。我不认为我们会大规模回归到那种课堂评价方式中。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尝试教育学生们成为历史学家，就应当如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要求在指定的地点、在两个小时内不参考任何资料写出一些东西来。

但同时，我们渐渐也应想到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不会成为历史学家，他们会离开，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同样，他们会在一份工作中有多少次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没有互联网，两个小时，制造些什么东西出来？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会被告知“我需要这个”，然后他们在几天的时间内制造出某个东西：我们需要你写一份报告，去做一些调研，想办法完成。我认为无论如何闭卷考试是更有效的一种评价方式。我认为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有多少细节被考虑在内——我们可能仅在大一学生中真正看到这种形式的课堂评价，也可能还包括大二学生——因此我认为当加入其他类型的文献和一次文献研究时，这种方法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我对此很好奇，会关注它的走向；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反响，是否这可能实际上是更有意义的考试形式，重新回到大三课堂中：也就是这一点我想我们能够鼓励学生说你有24-28小时——或不管多久的时间——事实上我们期待看到一点原创性研究，我们希望你能够使用这些平台开展研究，呈现一些你做好准备之外的东西。我想会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且我也认为，大型考试的时代——当然我是说对我们而言——可能已经真正过去，我不会特别想念它。

Tom English:

是的，我不会想念它们的！我记得我在利兹大学的大三期末考试，三个小时的考试，而我忘了带我的水杯。我忘记带水，那真是一场磨难，最终顺利完成，但相当的紧张，毫不夸张。幸运的学生们，不用再经历这些事情！

太精彩了！好的，谢谢各位的时间，这是一次精彩的谈话。